半夜突然醒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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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金都的“豆腐坊”很多，所以来“奇奇乐”吃豆腐的人大都是小二和美仁的朋友或者是熟人的熟人，当然也有不认识的。在“奇奇乐”，大家除了来吃豆腐喝酒以外，更多的是喜欢在这能见到一些新老朋友或者生意场上的熟人。一杯酒或一块豆腐下肚，也许一个所谓的艺术创意或者一笔生意都谈成了。如果那天没熟人的话，至少还有老板娘李小二和贾美仁可聊聊。有时候，听着客人们喝多了后一个劲的瞎聊，小二觉得自己简直和一垃圾筒没什么两样，当然，这垃圾桶里面除了有破纸、口痰、鼻涕等以外，有时也能捡到一、二个真东西。
阿慧和小英子就是常常来“奇奇乐”喝酒，
以后和小二成为酒友的。当然，阿慧和小英子互相不认识，她们和小二的姐妹关系也只局限在酒后谈谈男人的不是，最多也就聊聊哪家的水煮鱼哪家的红烧肉好吃而已。但小二知道阿慧和小英子都很喜欢她并信任她。因为小二是一个很懂事的人，阿慧和小英子从来不想说的事，小二从来也不问，小二讨厌那种“哪壶水不开提哪壶”的人。
1998年的夏天，金都出奇的闷热，还潮乎乎的，人们走在街上，除了张嘴可以说话以外，身体都像是被塑料布缠住一样，浑身透不过气来，血直往头上冲，那样子就象热锅上的蚂蚁，焦躁不安，并且脾气还特大，到处都是打架的和吵架的，大多都是为了芝麻大的屁事，不是你把我的后鞋跟给踩了，就是你少卖了我一根葱。在“奇奇乐”，对小二来说，那年发生的事情也变得格外邪乎，一前一后，喝完酒后，阿慧不是嚷嚷她中过5万元彩票的事，就是英子闹着她要去杀一个人，还说她压根儿就不叫小英子，她叫抱鸡婆。起先，小二把她们的话都当作酒后说的醉话，后来，每次喝完酒她们就老说老说，终于有一天，小二弄明白了事情的来龙去脉。
因为阿慧和小英子的故事不是一路子，所以，我们只能分头来说，先来说阿慧的事吧！阿慧还真中过奖，小二从阿慧说话的眼神里知道她真没有骗她，尽管那天阿慧一开始说话的时候就已经喝得差不多了。
我真中过奖，我用10块钱中过5万元的体育彩票奖！我自己从来就没有见过这么多的钱，最多一次有的钱还是我哥给过我的300元，是我过20岁生日的时候，那时他是倒水果的。我爸没有给过我钱，我妈也没有。前年爸妈从机床厂下岗后就去摆烟摊，卖菜去了，那时我还帮他们看过烟摊，我就有一个哥。起先，我还想把这事儿告诉给我爸妈，但后来我想我不能告诉给他们。因为他们早就想开间杂货铺正愁没有钱租房子，有了铺子，他们就可以冬天不受风，夏天不用晒在屋里面卖些油、盐、酱、醋、米、酒等日杂品了，用不着现在不但每天支个破三轮车在外卖烟卖菜，还要防着城管治安什么的。有一次我妈为了躲城管的检查，保护好好不容易一大早从城南批发市场批发来的大白菜，蹬三轮车逃跑的时候，差一点把脚给扭了。我知道他们需要这笔钱，可开了小卖部以后，那就意味着可能我一辈子就会跟油、盐、酱、醋、米、酒打交道了。
因为那时我职高音乐专业毕业半年多了，一直都没找到工作。因为是职高，说是音乐专业，其实毕业后我就会认一些简单的乐谱，在卡拉OK唱一些人人都会唱的流行歌罢了。我看中的工作单位却看不上我，单位看中我的我又看不中单位，老闲着也不是办法，所以爸妈的意思是让我跟他们先干干再说。但是，你想要真有这一小卖部，那还不是一辈子的事啊！我不愿意一辈子当小商贩。那时我想当一名歌星，我做梦都想当歌星，那时听人说好多女歌星也都是从工人堆里硬爬出来的，或许我也能爬出来。
说到这，小二看见阿慧的两个小细眼睛里发出一股金黄色的光来，一瓶红葡萄酒一个人已喝了大半，接着阿慧又要了一瓶，继续给小二讲她的故事，小二听得也很专心。这事给我哥讲更不行了。他肯定会把我这钱软磨硬泡地骗到他手中去倒西瓜，弥猴桃什么之类的，去年他借我家邻居二狗的2万多元钱直到现在还没还呢！他们都不是坏人，他们就是没有钱。钱有时候能让本分人变成小偷，也能让小偷变成慈善家。所以我都不能告诉他们，那时我想今后我可能再也碰不上这样好的运气了，这5万元可能是改变我人生道路的唯一资本了，我得为我自己的远大前途好好考虑考虑。可5万元我能做些什么呢？买房，买车都不够，买衣服，衣服过时了钱也没有了，买股票更不懂，赔了干赔，再去买彩票中更大的奖，可世界上的好事那会永远落在我阿慧的头上。那几天，我第一次尝到了失眠的滋味。三十六计走为上策，于是，我决定要来金都找我的哥，当然，我不能告诉他我中奖了。小二姐，我是河北人，我住的那个城市上空不管春夏秋冬都飘着一股烧焦的煤烟味，我们那盛产最便宜的喝汤用的瓷碗。
我从五万元里留下两千元费用，把剩余下的钱分别用三个存折存在了银行，万一我掉了一个，还有另外二个，破例给自己买了一个去金都的软卧。软卧的地上都铺着那种棕红色化纤地毯，软卧车厢里一共有四个床位，发给客人们的塑料拖鞋都是一顺儿，好像全都是右边，幸好在火车上人们穿它只是为了去上厕所拉屎撒尿洗手之类的，其它的大部分时间大家就坐在床上瞎聊，看黄色小报，打牌、啃鸡爪、嗑瓜子。火车一开动，同车厢的三位男士就不断地告诉我，他们的老婆一个比一个丑，但他们的情人却一个比一个漂亮。我不知道是我长得太丑，还是太漂亮，勾起了他们那么深情的感叹，反正搞不懂他们给我说这话的意思，不过，我也不想懂。这三个男人上了火车后，都脱了他们的外裤，因为是冬天，他们都穿着清一色的灰白色全棉长秋裤。可能是裤子的弹性不太好，后屁股已经坐成了一个大网兜状。三个男子都是去金都出差的，大约都50岁左右，好像都是一个什么厂销售科的，那个自称科长的人，早已秃顶的头被旁边一缕细长的头发横盖过来，有时一不小心那缕长头发从一旁直落下来齐肩，露出光头的脸很是滑稽，另外两个一个长得很胖，一个长得很瘦，瘦的长得像个蝙蝠，倒三角形的脸长着一对小黄豆眼，时不时向我飘来猥亵的眼光，那个胖子一直都在专心致志地啃东西，不是在吃扒鸡就是在啃猪蹄儿，满是油腻的双手常常张牙舞爪地在我们有限的车厢里挥来挥去。
整个车厢弥漫着一股旧货市场的味道。软卧也就是这么一回事，当时我心里直后悔花钱买了软卧。从一开始上车他们三个都在滋滋有味，摩拳擦掌地讨论他们各种各样的，各个地方的新老情人。他们还很诡异地问我：小丫头，去金都干什么呀？看着浊灯下他们一张张变形的脸，我的心情烦透了。好不容易挨到金都，一出站，我的心却又莫明其妙地发慌了起来。
阿慧说到这，端起酒杯猛喝了一大口，继续说道，当时我就在想，这座城市将会给我什么呢？那时还不懂什么巧克力，葡萄酒，男人或者女人，就知道歌星和大腕，还没等我想明白的时候，我看见我哥了，我哥变漂亮了，他穿了一件黑皮夹克，一条牛仔裤，戴了一副墨镜儿。后来我哥告诉我他之所以变成这样，是因为他现在不再是跑单帮的了，他现在是金都最大的兔子王王大爷的司机兼保镖。说上一个月才开始，所以还没有来得及告诉我，我哥当过几年兵。一上车，我哥就带我去了公司给他租的房子，还问了我到金都来做什么，说电话也没有给他讲清楚，他还说他现在一个月挣的钱比他以前几个月挣得还多。我告诉我哥我不想在家里呆了，我想在金都呆一阵子，看有没有合适的工作做。我哥二话没说，第二天就用他的钱帮我租了一房子。我说过，他们不是坏人，他们就是没钱。当然，在我们家就我和我哥还最亲。小的时候，家里地儿小，我和我哥就同住在一张大床上，直到我14岁那年我哥参军走了，我哥比我大4岁。当然床的中间拉了一道布帘子，晚上睡不着觉的时候我常和我哥聊天。聊我爸长得像猪似的笨脸，干什么什么不会，不刷牙也不常洗澡，不看报，也不看电视，就喜欢抽烟喝白干，从来都没问过我和我哥的学习和日常生活，我和我哥到现在也搞不懂他怎么会操了我妈把我们还给生出来了，被厂子下岗了，活该。聊我妈“母夜叉”的外号肯定是被我爸给逼出来的，尽管我爸平时不爱说话，但喝完酒喜欢打人，最喜欢打的是我妈，边打还边骂，骂我妈是婊子。日子一长，我妈也开始和我爸对打，并且还练得一身绝好的骂人本领。我妈骂人的时候，总是又跳又闹，常趁人之危，攻其不备。我妈总嫌我和我哥没出息，老没给她带来福气，从来和我们说话也都是横眉怒眼的。在我和哥的记忆中，我爸我妈都没有亲过我们。其实，我见过我爸妈年轻时的结婚照，那时他们的样子还挺好看的，都微笑着，头碰着头，脸蛋都被描得红红的。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把他们变成现在这副鬼模样。
那时我哥最喜欢聊的女人是我家对面小饭馆从四川打工来的那个叫三妹儿的女子，好像我哥还约过三妹儿出去玩过，但三妹儿看中的是她们小饭馆那个满脸是大麻子姓高的老板，我哥那年跑去新疆当兵不说我也猜得到一点，可能和三妹儿的事有关。不过我和我哥也不是什么好东西，那时躺在破木板床上，我老爱做歌星梦，我哥呢则总想发大财。到金都几天后，我哥还带我去见了王大爷，王大爷其实也只有40多岁，面色红润，中等个子，很是健谈，听哥说全国80%的兔子都是他公司养的。王大爷还没有结婚，他叫我不用叫他王大爷，叫他王哥好了。当我告诉王哥我喜欢唱歌的时候，他居然要开春以后送我去一所专门的音乐学校里深造。我当时的心情简直可以用受宠若惊这四个字来形容。后来我才知道我是托了我哥的福，听说我来金都的上个月，王哥一个人从酒吧出来，有五六个人拿刀想砍他，我哥刚好在对面卖水果，拦架救了他。他看我哥身手不错，人又本分，就让他跟他了，王哥还说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更何况是救命之恩。晚上回家的时候，我问哥到底是怎么回事，哥说怕告诉我后让我担心，说那天王哥在酒吧看中了一个女人，但那女人早已有主，所以就发生了那事。哥救王哥也没别的意思，当时就觉得五、六个人欺负一个人不合适，那时也不知道王哥是干嘛的。自从出那事以后，王哥也考虑生意场的需要，他朋友多，仇人也多，身边有个人安全。不然，王哥也不会高薪用我哥，吃他的，住他的。我问我哥做保镖危不危险，他说他在金都混了这么久，知道财也不是那么好发的，做个保镖也挺好，哪能天天会出事呢？
开春以后，在王哥的帮助下，我真地成了一名音乐学院的学生了，当然是进修生。我当时就想了，以后我肯定会还王哥的那一万元学费的。但现在还不是时候，因为我还没告诉我哥我中奖了。但王哥说不用还，他说等以后我毕业了他还要包装我，那10000元就当作前期投入。其实我心里也知道，不是每个人都会象那英那样大红大紫的，我只是一个普通人家的女孩，样子和嗓子也都一般，又不会来事，成了歌星更好，成不了歌星，以后我能有一个房子，一辆汽车和一个爱我的男人也够了。王哥帮我完全是因为我哥救了他的命，我阿慧还是知道我有几两，万一我哥有个三长两短，甚至王哥也出事了，我不敢想。所以，路还得由我自己来走。开学后，我住校了。
讲到这，阿慧向小二要了一只烟，点上火，猛抽了一口，那样子像是要把整只烟都要吸进喉管里去一样。
记得我们宿舍一共有六个人，除我以外，有两个山东来的，有两个哈尔滨来的，有1个四川来的。因为是进修生，所以我们的年龄都参差不齐。山东那个叫洪自清的大姐，和哈尔滨叫孙霞的大姐听说都有七、八岁的小孩了，剩下的那个山东女孩姓李，叫李月儿，另外一个哈尔滨女孩叫王晓芬，她俩大概和我一样大，四川人叫林红，看上去比洪姐和孙姐还要大，听说她信佛，还没有结婚。呆久了，她们几个人的情况我也知道得更清楚了一些。李月儿穿得最时髦，人又长得漂亮，一头秀发垂直挂在她那鹅蛋圆的脸上，几乎每天换一套衣服，听说她以前叫李月，进学校后把她名字后面加了一个“儿”字，为了好听。还听说，她在外面也租有房子，是那种七、八千一个月的涉外公寓楼，她还有好多好多的香港、台湾的干爹。干爹们互相不认识，常常还会到学校里轮流来看她。这事还是被我们学校门卫室的酒糟鼻子张大爷给传出来的。因为我们学校晚上总是十二点关门，半夜三更的时候，巡夜的张大爷常常会看见每次不一样的老头从汽车里下来，托着咱们的李月儿的小屁股翻门进来。但李月儿很爱学习，不然她也不至于有时晚上赶回来上第二天的晨课了。听王晓芬讲，进修生入学光有钱也没用，还得有关系。说李月儿为了上学，还勾引过我们学校图书馆的一位老师，还为他去医院做过一个孩子。当然，读上书了以后，他们也就散伙了。
王晓芬家特有钱，对人也最凶，听说她爸是一个什么养牛专业大户。王晓芬头大身子小，眼睛大是大，但像一对牛眼睛挂在圆圆的胖胖的脸上。嗓子像个公鸭叫，但她非说她是最好的女低音。在我们宿舍里，只有孙姐可以制她，王晓芬最嫉妒李月儿，她老跟我说李月儿是妖精。孙姐曾是个国家二级歌唱演员，歌舞团为了给她评职称，特送她来学校进修的，孙姐是党员。洪姐每天都不爱说话，没事的时候最喜欢照镜子拔眉毛，一拔就是一小时。洪姐和孙姐年龄差不多，35岁左右，涂满发胶的大波浪头挂在她那张长得象条苦瓜的脸上，当然也纹过眉。听说以前是一个什么县的宣传干事，最近和一个比她小十岁的金都男人恋爱了，是在一次业余国际舞比赛中认识的，为了这个金都男人，洪姐连孩子也不要跑到金都来了。林红呢？我到离开学校时也没有搞清楚她是干嘛的，为什么来读书，谁也不知道。每天手腕上都带着一串佛珠，像个管家婆似地告诉我们另外几个人应该做这个，不应该做那个。她还说她是个佛门俗家弟子，还有个法名叫“净土”。她说她一辈子也不要结婚，更不要男人碰。我呢，就只告诉她们是我亲哥送我来的，我没好意思说是王哥帮我的忙，怕她们乱想。
李月儿桌子上一共有七八个不同的手机，都是干爹们送的。干爹们在的时候，就帮她交电话费，干爹们走了，一个月后手机也就停用了，等下次干爹们再来再用。所以李月儿给它们都用“多、来、咪、发、嗦、啦、西”编好号，要是这七个号都不够用的话，就用“多”的高音符号，或者“来”的高音符号依次类推再编号。打个比方说吧，姓马的香港老头就是三号“咪”，姓吴的台湾老头就是四号“发”。为了防止有差错，李月儿不仅把号码用胶布贴在了手机壳的背后，并且还在笔记本上一一给它们做了详细的登记。运气不好的时候，她能同时接到几个不同人的电话，并且还要带各种表情，还要做到有条不紊，不出任何差错，是吴爹不能叫成王爹，是张爸不能叫成程爸，那架式简直可跟电话局的接线员比赛了。
这些都是李月儿亲口告诉我的，
她还说她们家很穷，爸妈都是油漆厂的工人，她下面还有一个妹妹，她喜欢唱歌，但家里没钱，所以找老头省事，省心又实惠，她说等有一天她成腕儿了，她就自由了。听说在她租的房子，还有一架德国产的大钢琴，是6号“啦”送的。李月儿还说这些老头儿也都很精，很少给她送现钱的，怕她拿钱再去养别的男人，不是给买衣服就是给她买电视机、录像机，或者金银手饰之类的，电视机都换了好几台了。当然这样做对老头们来说，既能讨女人欢心，自己又闹个安全。
不过，这里面我还就和李月儿的话最多，那是一来我挺理解她的处境的，因为我也是从她那种家庭里出来的苦孩子，二来我觉得她人挺诚实的，有什么说什么，不像王晓芬讲的那样妖精，并且歌又唱得好。王晓芬太横，我不想去搭理她。孙姐呢？人是好人，但太正经，谈不来。洪姐一天到晚都在外面约会更没机会聊天。林红呢？则像个幽灵在我们的房间里进进出出，脸又长得白，我最怕她，因为你从来都不知道她说的话是真的还是假的。一次听孙姐说，（因为孙姐是学校的党支部委员）林红居然向学校递交了入党申请书，大家都说她又信佛，又信布尔什维克，真搞不懂她到底要干什么。
有空的时候，李月儿会带着我去使馆附近的小酒吧喝喝酒。李月儿什么都会，喝酒、玩牌，唱歌、勾引男人，抽大麻，开始我还有些不习惯，后来久了，我觉得只要他们一不偷二不抢，愿意这样过日子也未必不可以。“奇奇乐”就是李月儿给我介绍的，小二姐，你是那种叫人看了一眼都不会忘记的女人，一头被染成火红色的头发是一个原因，更多的是你那孙二娘似的江湖豪情总让人觉得你是世界上最自由，最快乐，最值得依赖的女人。你对我们这些客人的名字、爱好、快乐和痛苦都如数家珍般清楚，到你这喝酒就象回到家里一样温暖。我们还知道你的男人叫贾美仁，李月儿还认识他。听说他是金都很有名的口琴手，李月儿本想还要勾引美仁，李月儿的口号从来就是男人多不怕，可千万别当真，但后来，李月儿告诉我，看着你每天在店里忙来忙去的身影，对人又那么好，就不忍心去伤害你。
听到这，小二的后背隐隐都有些发热，她万万没有想到的是有人还在背后看她，品论她，看着阿慧专心致志的样子，小二没去打断她的话去问那个叫李月儿的女子是谁，继续听阿慧讲话。
记得有一次，你对我说，说一个人爱上另一个人后，就如同有甘草和黄连同时在嘴里咀嚼，认准的人就是一辈子的事。你不知道，当时我在心里有多敬佩你吗？我也问过李月儿爱没爱过一个人？她说爱有什么用，各有所需，他们要她的身体，她的笑，她的时间，她的青春，她要他们的钱，合情合理。我还问她就不能像小二姐你那样死心踏地跟随一个人，甚至是一个臭男人，她说像你这样的人她是做不了的，说你这样子的女人，几乎是快没戏了，尽管崇高，苦的还是自己，就跟电视台采访的那个什么名人方青青似的，眼睛里装的全是怨男人的苦水，但说话却还一抖一抖地假笑，傻乎乎的，她说她不相信她真快乐，她还说，躺在一个男人下面，或者骑在一个男人上面，你可以想是你干了他，也可以想是他干了你，其实谁也不会在乎到底是谁在干谁，干完那事后，你收了他的钱或礼物，你可以想你是一只鸡，你也可以想他是你的一个朋友。这事两头说都占理，就看你自己怎样看了。她还说爱情不是个东西，有钱出名才是真的。
有一个星期天的晚上，王哥约了我、我哥，月儿一起吃晚饭，其实还不如说，王哥吃饭找我们这些女孩去当当陪客，喝喝花酒。那天听我哥说王哥听说我要带一个我的女同学来玩后，把其它的饭局都给推了，王哥最喜欢漂亮女人，尤其是沾点什么艺术腥腥的漂亮妞儿。那天我们去的是“大红门鲍鱼馆”。小二姐，你说事情怪不怪，王哥认识李月儿。当时，月儿堆满了笑的脸像一朵盛开的粉色芍药花。一阵胡吞乱吃后，王哥提出还要去Banana玩玩，月儿骗他说我们第二天还有晨课，就和我回校了。
回校的路上，月儿告诉了我她和王哥的事。她是上一个月在一个酒吧里认识王哥的。当天晚上月儿就和他上了床，月儿说王哥很喜欢她的床上功夫，那天是在台湾人高音“咪”给月儿租的公寓干的。月儿还骗王哥说她家是音乐世家，爸爸是作曲家，妈妈是歌唱家，现在全家都去国外她姐家了，就她一人还在金都。说王哥看家里的摆设也没怀疑月儿什么，月儿说尽管王哥很好色，但好像对她上心了，把她当作一大家闺秀了。我问她干嘛要骗王哥，她说知道他是什么东西，女人一养就养十几个，又不当真，干嘛给他讲真话。我还说反正又不当真，说真话不更轻松吗？她说这些臭男人，你要是给他讲你还被其它的男人养着，他又想操你吧，又嫌你贱，干的时候还总把你当成一只鸡，全不把你当回事。说她凭什么受那份气呀！骗骗男人，干她的时候把她当个人干，当个女人干！她舒服，他也舒服，挺好。她还说，王哥对她讲多少真话她也不清楚，不过她根本也不想问。我问她哪些干爹呢？她说她那些干爹就不同了，干爹就可怜她们那样穷出生的女人了，怜香惜玉，还说人老了，干也干不到哪儿去。说那些中年男人就不同，既想要沾腥还要鱼是鲜的。本来我还想告诉她其实王哥对人还是不错的，但话到嘴边又回去了，因为我想我还是不说的好，这是两回事儿。
二年以后再见李月儿的时候，她已不再叫李月儿了，她已改名叫兰梦妮，是金都著名音乐制作人王东风所在的天空公司的签约歌手了，新名字是公司给取的，但我还一时改不了口，李月儿让我不在公众广庭之下说她以前的名字就行了。小二这时才知道了谁是李月儿了，因为那个叫兰梦妮的女歌星现在已是家喻户晓，她的确常到“奇奇乐”来喝酒。阿慧喝了一大杯酒，又继续说道，我记得刚毕业那年，月儿忙于去各个唱片公司找工作当签约歌手，常常不小心把好多干爹的电话号码给穿帮了，这还不说，祸不单行，对她最好的那个1号“哆”老头儿，突发心脏病还死在了她租的那套公寓里。一时间“台商客死他乡闺房中”的消息把整个金都城都炒得沸沸扬扬的。书也念完了，月儿决定从此断了和那些干爹的联系，公寓也退了，因为当时手里没多少现钱，月儿临时租了一小平房，把“啦”送的那架大德国钢琴也搬进去了，整个房子最后只剩下屁大一块地了。毕业后，王晓芬嫁人了，嫁给了一个她爸早为她选取好的“养牛场”的接班人。洪姐最后好像也和那金都男人分手了，回文化馆干她的老本行去了。孙姐最好，听说现在已当上了她们歌舞团的副团长了，至于林红，谁也不知道她上哪了。我毕业后，一时没有合适的事可做，王哥也没有了包装我做歌星的意思，他让我进了他们公司的公关部。在金都这两年多时间，我也终于明白了歌星的确是没那么好当的。当时，王哥说他要包装我，还真是他一时兴起，现在他自己的公司运转也越来越困难，买卖铺得太大，又做股票又玩房地产，好几次我就看见银行的人来找王哥要钱。
前一段时间银行催得紧，逼得王哥要亲自去香港要回一笔钱来，想带个女孩谈事会方便些，所以顺便带着我也去开开眼界。香港的晚上真是他妈漂亮，站在香格里拉饭店的十七层我住的房间的落地窗前，看着夜色中金光灿灿的香港，我象是掉在了红酒杯中，完全给陶醉了。为了谈事方便，王哥选了这座一晚上五百美元的五星级宾馆，我一个女孩，当然是一个人住，我哥和王哥住在一个房间。第一次我住在这么贵的宾馆里，宾馆大厅的玻璃窗内都种满了各种各样的热带植物，那颜色绿得都快流出来似的；丛林中的鸟笼里竟养着几只硕大无比的白色鹦鹉；脚下铺着的奶黄色地毯厚厚的，毛绒绒的，人踩在上面就像走在云里一样软和，服务生一张张鲜花般盛开的笑脸一直缠绕在你的周围，坐在大厅里的客人们，一个个都神采奕奕的，像有星星在他们身上发光。从我住的房间里远眺还能看见大海。整个房间弥漫着一股清香的熏衣草味，白白的胖胖的枕头上面放着一块心型的瑞士“Nestle”巧克力，卫生间比我在金都家的客厅还要大，中间一个大大的黑大理石浴盆，浴盆周围花花绿绿的小玻璃瓶装满了各式各样的，听我哥说是用来洗澡的东西，长这么大我才知道了洗澡不光只用香皂，沐浴液，还有什么香精，奶液之类的。按照我哥告诉我的那样，我把那瓶天蓝色小瓶装的蓝色透明的像水果糖的小球球放进水里去，一会儿，那蓝色小球球就变成了一个个大大的像白云般的大泡泡，好香。躺在象云彩的水里面，我真想在里面睡死过去。
到香港的当天，我哥和王哥先去会了欠王哥钱的人，回来后，我哥还陪王哥去买了一枪，准确地说，买枪给我哥用来保护王哥的。看我哥和王哥的脸色，好像情况不太好。我问我哥要账怎么还要用枪？我哥说小孩别管大人的事，晚上有事儿，他会打电话给我房间，没打的时候他叫我不要到他们那儿去，有人敲门也不要开，一个在房间好好呆着。那样子就和电影里放的惊险片差不多。不过，当时我也没多想，心想呆着就呆着，反正香港的电视节目也挺多，除了不懂香港话和英语外，所有的节目我都觉得新鲜。并且好象这里的电视机质量比我家的要好一样，因为那里面出来的人的脸色，看上去一个个都活鲜鲜的，像吃了唐僧肉一样。只是当时我还是搞不懂，要债怎么还要用枪来要。
这时小二发现阿慧的舌头好像被酒泡胀了一样，变大了，说话也越来越慢，摇摇晃晃地把手搭在小二的肩上，睁大了她的小细眼睛，忽然压低了声音说道，呆在香港的第三天晚上，果真出事了。那香港老板买王哥的兔子，一年中欠了王哥200多万元的债，那人告诉王哥最近手头也很紧，因为是老客人，王哥就让他先给一半就行了，那人答应第三天晚上把钱带到房间里来。可就在约好那天晚上九点，有人敲门我哥去开门的时候，门外一蒙面人开枪就向我哥射来，亏我哥他早有准备，到底是当过兵，“噌”地一下从屁股后面掏出枪来反击，那人手臂中了一枪后就跑了，我哥的前左肩也中了一枪，王哥在屋里面，没事。王哥马上打电话叫了我过去，我们一起把我哥送到附近医院里去了。他们用的都是带消音器的手枪，那天晚上的事，除了我，王哥，我哥和那人以外，我想外人是没有人再知道的。不过王哥说那人肯定是那香港老板买来的杀手。子弹是从我哥的左下腋窝软组织上穿过去的，虽没击中要害，但整个左臂却基本废了，因为现在每当他要向对方打一拳他惯用的左勾拳时，那拳头便会像棉花球一般飞向对方的脸颊，全然使不上半点劲，但这颗子弹却意外地根除了我哥左下腋窝祖传的狐臭。
王哥不想把事儿闹得太大，所以也没去当地报案，再考虑到在香港人生地不熟，钱等回金都再说。为了以防万一，连夜就带着我和我哥离开了香港。我哥的伤口好了以后，也没法再做保镖了，车也不能开了。王哥还不错，给了我哥30万，让我哥回老家娶媳妇做点小买卖去。王哥还告诉我哥，他已派人去香港找那人算账去了，血债要用血来还，让我哥放心。王哥还说，等他东山再起的时候，他要把我哥再接回金都养着。我哥不干了，我还继续留在王哥那儿。临走那天，王哥请客喝酒为我哥送行。王哥当众说，他两次命都是我哥给救的，王哥还真给我哥面子，那天他把他最喜欢的女人咪咪也叫来了，他要咪咪陪我哥一晚上。咪咪是江西人，刚来金都的时候，在一个广告公司打工拉拉赞助什么的，和月儿一样，咪咪在酒吧认识了王哥，王哥先送咪咪去了舞蹈学院进修，然后又送她去了电影学院进修，现在咪咪也是一集能拿5000元左右报酬的三流女演员了，时不时还上上什么《幸福》、《女友》等杂志的封面。咪咪靠王哥养着，王哥养女人就像养宠物一样乐此不疲，王哥手里的女人加起来有一个排，但自从王哥的生意不如以前，手脚变得不那么大方以后，好像还只有咪咪对他最铁了。但那天，王哥要把他最铁的女人给我哥去享受，来谢我哥对他的救命之恩，可我哥哪敢啊，那天大家一直喝酒到天亮，然后咪咪陪着王哥，我陪着我哥去了东直门市吃完麻辣龙虾才各自醉熏熏地回家算了，听说那麻辣龙虾的虾都是在臭水沟里养大的，说水越臭越脏那虾就长得越肥。那天，我踩着到处都是虾皮，擦过油嘴的和着口痰的廉价彩色餐巾纸，还有啃过的猪骨头的地下，看着像毛毛虫一样涌动着的人群，三个一堆，二人一堆，十个一堆地围着油光蹭亮酒水乱流的桌子啃骨头吃虾的样子，我就心里想，我们就是一群麻辣龙虾，麻辣龙虾就是我们。哥回到老家后，我还是没有告诉他我中过5万元彩券的事，不是不想说，是不再好意思说起这事，让我哥觉得我不老实。我哥终于也给了我爹妈10万元，他们还真开了一间小卖部。而我在金都的这几年中，除了还有那点彩票钱，在音乐上懂得更多一点的乐谱知识，学会了人前说人话，人后说鬼话，认识了一些和我生活一点关系也没有的人以外，我算得上是一无所获。
说到这儿，阿慧端起酒杯，头一仰，把杯里的酒一干而尽了，摇了摇小二的肩膀，偏偏倒倒地从座位上站起来，眯着细眼睛似笑非笑地对小二说，老姐姐，你是一个明白人，王哥的公司已经破产了，这鬼地方我也不想再呆了，明天我想回老家去看看，有些话我憋在心里难受，所以，所以，所以……看阿慧说话就已经不行了，小二赶紧扶她上了一辆出租车，让她先回家去了。阿慧是走了，但阿慧讲的故事却让小二连续好几天没睡好觉。
再说，这小英子的故事就更蹊跷了，阿慧那事刚过没几天，小二的瞌睡还没怎么缓过劲来，在“奇奇乐”，小英子一喝完酒就又吵又闹要杀人。小二在“奇奇乐”最后一次见到她的时候，小英子几乎是一口气讲完了她的事情。
我不叫小英子，我叫抱鸡婆。两年以前，我和我男人偷油婆终于从地下室搬到了一套有阳光的三居室楼房里，并且房钱和以前一样。第一天，我们都失眠了。因为要不是有很多原因，我们是不会有这套房子的。首先我们运气好遇到了急需用钱的房东，并且我们手里刚好还有1万多元现钱，还有如果再不搬出那该死的冬天又冷又阴、夏天又热又闷整日不见阳光的地下室，我和偷油婆就会离婚的话，我们是不会有这套房子的。可心里却越想越有些后怕，老想那房东会不会是个假房东，报纸上常常登有这样的事，房子是别人的，自己租一个月再租给另一个人一年，拿钱就开跑，所以租金低一点也无所谓；或者那房东欠人家钱，说不定那天房东有钱了突然不顾合同赶我们走；或者或者这楼里有鬼不安全，不然按房子面积怎么会2500元一个月的房给我们800元一个月呢？尽管是一年付清。但偷油婆告诉我，不要管那么多，反正有合同在，出了事再说，既来之则安之。因为好久没有住在有阳光的房子了，那一夜我根本没睡，第二天清晨看见阳光从窗外爬进来的时候，我居然高兴地乱叫了起来。
其实那楼很脏。那楼一共有6层，每层楼的拐角处都堆满了各种各样的垃圾，有破石板、破衣柜、破花盆、缺口的带黑灰的脏玻璃块、破小童车、破得只剩下一只眼睛的洋娃娃，还有许多带灰的木条子横七竖八地立在楼口窗户边。每层楼的楼口扔垃圾的小窗口都被发黄的旧报纸糊死着，偶尔破几个洞，从里面还会飘来一阵一阵的像熬过的中药渣和发霉的垃圾混在一起的奇怪的味道。每一层楼梯的扶手上都盖了大约有1公分的灰尘，整个楼层的路灯开关都是坏的，没人去修。但当时就想，只要有阳光，管他妈的里面是什么粪坑狗屎，下面是昼夜车水马龙，人声鼎沸，鸡鸭成群！因为这套房子还位于咱们热闹非凡的三里屯酒吧街的街口。酒吧街的对面白天也是著名的服装一条街，专卖外贸或出口转内销或者廉价的假世界名牌衣服。
这是金都洋人聚集最密切的一个地方。能在酒吧街很便宜地租到一套房子，对于我们这些假艺术家或者艺术爱好者来说，真是一件好事。第一，可以不再花钱去打的溜弯走路到服装街，然后精力充沛地和那些贩子们讨价还价了，花最少的钱买到现在国际最时髦的衣服，尽管常常是假货，但有时撞大运也能碰上一、二个真货。这总比骑一破自行车穿梭在灰尘满天、两鼻孔一会儿都变成黑色的金都城，或挤在有时只能站稳一只脚衣服还夹车门外的拥挤的公共汽车精疲力尽地到了服装街，一会还要理直气壮地苦口婆心地和卖衣服的小摊贩为5块钱的便宜磨得死去活来强的多。第二，走下楼去每天能看到来来去去的白人、黑人、巧克力人和打扮得花枝招展的中国人，这些人身上香水的味道暂时能让你缓冲一下每天被油烟炝鼻熏晕头的滋味，自欺欺人地以为就闻到大西洋的海风了。第三，这一带因为是使馆区，所以外面绿树成阳，街道宽阔。并且道路每天都有专门的清洁工人在打扫，走在路上，有时会让人可以忘了身边还有个到处都是破塑料袋、到处都是废砖头、垃圾遍地的一个叫六里屯的地方了。总之，那时我能住在酒吧街，我真是他妈的太高兴了！对我还有一个更大的好处，那就是我夏天可以不顶烈日，冬天可以不顶寒风骑着自行车去酒吧上班了。1996年的时候还没有“奇奇乐”，我是酒吧街“勿忘我”酒吧的一个女招待，我想当作家，但凭我当时的本事，靠写字我是一个钱也不能赚到，所以我得去酒吧打工，偷油婆也还不是作曲家，他在酒吧为客人卖唱，一个晚上两个钟头他能挣到两百元，一个星期工作3次，那时我一个月除去小费固定工资是六百元。可不管怎样，那时的我们都希望努力奋斗，有朝一日能出人头地，和酒吧街每天晚上坐在酒吧里喝酒聊天，打情骂俏的大作家大歌星大画家们一样，开着金都生产的最酷的切诺基或小富康车子，住在花园式的小楼房，永远有花不完的钱，换不够的一件又一件的名牌衣服，还有戴不完的一枚又一枚的钻石白金戒指。那时，我和偷油婆在家的时候，除了看书、听音乐、吃饭，作爱，就是做这样的美梦了。我们互相鼓励，既然已经到了金都，我们就得活个人样给老家的人看看。
我和偷油婆青梅竹马，
省艺专毕业后又一起回到南方老家。他是学音乐的，我是学文学的，他在县文化馆当创作员，我则分配到县委主任办公室作秘书，对我们那个不足五十万人口的小县城来说，偷油婆和我简直就是郎才女貌，天生一对了。白天他组织各个单位离退休的老阿姨、老爷爷们在灰尘四扑的水泥地面上，在到处是用白磁砖贴成的墙面的楼群里，跳跳秧歌舞，唱唱“妹妹你坐床头，哥哥我在岸上走”的小调；我呢每天就给主任整理整理文件，下下乡去，看看哪家还是全家五口人还只有两床被子、三条棉裤，回来再写写报告给县委汇报汇报，等待指示，再下乡去看看。每天下班吃完饭以后，偷油婆和我就到咱们县城唯一的一条臭气熏天的小河沟去散会步，虽然臭，可它还是条河，一块聊聊顾城的诗或者谈谈崔健的《一无所有》，这样的聊天总像熨斗一样可以把白天我们起皱的心灵熨平一下。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就在去年我们快要结婚的时候，偷油婆和我决定辞职来金都。带着结婚证书和身上仅有的2万多元存款，我作起了作家的梦，他作起了音乐家的梦。不到一年的时间，我们一共换了4个地方，好在家当就是一口装些衣服的大箱子。
第一个地方就是金都的东村。有人说，东村是和金都圆明圆的画家村较劲儿才得以出名的。东村是离金都最近的一个小村子，大约本村人口只有100来户，后来就变成了收破烂的外地“破烂王”的根据地了，所以现在加上他们，一共有150多来户了。再后来，东村就住着了一大帮和我们一样有着远大艺术理想抱负的画家们、音乐家们和诗人们。听说他们里面还有砸锅卖铁，把老婆女儿扔在家里只身出来成就功名的所谓的艺术家们。我和偷油婆刚到金都，因为人生地不熟，听一个老乡介绍的东村。听说东村的村民们早已习惯了所有的蓬头垢面的艺术家们深更半夜喝醉了酒在路上引吭高歌，或者索性借酒气散酒风骂爹、骂娘，把本来就有“破烂王”称呼的东村砸得更像破烂王了。一个月只花200元就能租到一间房子，并且从东村骑车骑到城里，大约只需要15分钟。尽管一路上是颠簸起伏，到了晚上10点以后更是漆黑一片，伸手不见五指，并且还要穿过两个发出恶臭的上面漂着白色泡沫板的大水塘，但一想到过了15分钟你就会看到城里昏黄的路灯的时候，你就来劲了。因为当时谁也没有工作，钱可得要算着点花，所以我和偷油婆就住在了东村马大爷家的一间北房里。
刚来的时候是冬天，马大爷教了我们无数遍怎样生炉子取暖，可第二天我们的煤炉子肯定还是冰凉的，马大爷说我们南方人笨。晚上上厕所还可以有借口拿个尿盆在屋里撒尿拉屎，但你却不能像小时候一样坐在盆上面，而只能是半蹲着，因为一坐在盆上，盆要不就会翻，要不就拉完屎后盆沾在屁股下不来；可白天你却必须去外面的公共厕所，因为是在农村，东村的厕所从来都没有人去打扫，只是一星期从下面的粪坑掏一次粪而已。所以东村的公共厕所夏天盛产苍蝇，东村有一个行为艺术家，就有事没事的时候蹲在厕所半个小时，让数以万计的黑苍蝇叮满全身来作为自己的行为内容，后来，这个人还真靠这些绿头黑苍蝇在鬼子们那出了名，发了财。而东村厕所的冬天就盛产屎尿冻成的冰砣子，朦胧胧黄白白的一片，人的肉眼是看不清楚的。走在路上踩着冰块，听着滋滋冰碎的声音，你得小心点儿，别踩漏了，因为一会儿肯定有“扑”的一声，那就是一堆屎。
那时，我们外地来的都租住在一起，墙壁对着墙壁，是为了有个照应。特别是冬天一到，因为还不到睡觉的时间，女孩子们想上厕所却又害怕外面黑乎乎的，又有饿狗咬人，所以就必须约个伴儿，但又不想顶着寒风，踩着屎块去敲门，也没有电话，于是大家都以互相在墙上踹上三脚作为信号，一分钟后在门口碰面，再集体上厕所去。3个月后离开东村的时候，我因此得了恐厕症。后来，在酒吧听一个留小辫的男人讲东村的日子有多么浪漫多么舒服的时候，我他妈的觉得那人可能是在发高烧，简直是胡说八道。那人说，住在东村，拉屎是一件很浪漫的事，因为你可以去野地里对着月亮和星星拉，并且还可以听到远处的狗叫声；想操妞可以去城里带回心地善良的小学女老师，想干男人可以找老婆长年在外跑推销、心里火急火燎的公司男职员。说看着女教师把她的黑边眼镜从她一本正经的脸上取下来，或者兴奋得惊惶失措的男职员把他的简易带松紧的领带扔掉的时候，心跳得比什么时候都快，过瘾极了。最重要的是一阵交锋以后，你还会发现还不知道究竟是谁在玩谁，说那感觉很爽。想吃热馒头，可以马上去邻居那个鼻涕横流、树杈上到处挂着尿布、专门为城里各大超市批发生产馒头的小院里，保证你吃到的馒头是最早出锅，最新鲜的，比起那些比你有钱的人在超市买的馒头营养多了，并且每天还能和一大帮长发披肩的男艺术家和留着阴阳头的女艺术家们，围着一盘清炒土豆丝和一盘水煮花生米猛侃当今艺术的出路在那儿，还要讨论现在是玩儿全裸出名得快还是玩半裸出名得快等等。虽然住的地方四壁透风，恶狗当道，遍地是人屎，狗屎和废纸废铁但又乐在其中。那人还说没有苍蝇就没有创作，没有臭屎就没有感觉等等 ……那人肯定在发高烧，并且烧得不轻，或者有自虐狂。因为我在东村住过，我知道住在东村的艺术家们或者艺术爱好者们，他们都和我一样比谁都想在雪白雪白的马桶上拉屎撒尿，要的钱比你想要的还要多，想住的房子比你想要的还要大，想戴的大钻戒比你想要的更大，他们和我们现在所有在金都的艺术家们或者艺术爱好者们一样都喜欢蓝天白云，小桥流水，金钱，威士忌、爱情、美少年和美少女，住在狗窝靠屎靠苍蝇来出名实在是没有办法。
受够了建在田里的公共厕所，到了夏天，我和偷油婆就搬到了朝阳门边的一个胡同里。总算那里的公共厕所每天都有街道办事处派的人去打扫了，那是七户人家的一个大院。说是一个院，其实只是一个长道，弯弯曲曲的，道的两边各三家和四家，大家公用一个水龙头，长道道的头是一大门，道尾就是我和偷油婆的不足八平米，一个月还四百元的所谓城里的房子。小平房里只有一个小窗户，窗户下就是主人给我们的煤气灶，煤气灶的对面就是一张单人床，也就是说我们吃饭、睡觉、做饭都在一个不足八平米的小屋进行。东村的房子惟一的好处是王大爷的大院是公用的，大院足足有五十多平方米，并且下雨天屋里从不漏雨。这小平房一到下雨天，我和偷油婆就把房间里所有盛水的罐和盆接着，听着“嘀”“嘀”的雨声，整夜不能睡觉。夏天做饭的时候象是在蒸桑拿，洗澡更是不方便，冬天一周一次还可以去澡堂，这夏天一天一洗就只能在家里了，常常是我烧开一壶水，偷油婆从外面就给我打一桶冷水兑着，半蹲在屋，用毛巾打湿了洗。因为那根本就不叫洗，所以那头发和皮肤每次洗完后总觉得还是滑腻腻的，那样子就好像是香皂和洗发水永远留在我皮肤上面洗不干净了。但偷油婆和我都雄心勃勃的，互相鼓励，不吃苦中苦，难得人上人。一边找工作，一边看书听音乐，一边做爱。记得那年夏天，金都西红柿卖得特别便宜，10块钱一大筐，为了节约，我和偷油婆那个夏天足足吃了一百多公斤的西红柿，有时连拉的屎都是带玫瑰花的红色。夏末的时候，我和偷油婆还吃出了一个孩子。那是我们第一个孩子，那时在金都，我们根本就没条件养个孩子，所以，我们决定去做了。 我很害怕又兴奋，偷油婆陪我去了东四的人民医院。1996年的东四人民医院很破，过道上全是病人，有坐在角落里整个头被纱布包住只露出半只眼睛还在继续打手机，叽叽哇哇嘴里还镶有一颗大金牙的大胖子，有躺在临时病床上吊着盐水唉哟唉哟像唱咏叹调的扁嘴老太太，还好，一股强烈的福尔马林的味道直冲鼻子，提醒你这医院的消毒系统还行。在计划生育妇产科的外面，那天和我一块等候做手术的女人们大概有十几个，有和我一样大年龄的，有比我更老的，大约40岁左右；有比我更年轻的，可能还不到20岁；她们有的是和男人一块来的，有的是独自一个人。男人们的样子都垂头丧气的，像发蔫的茄子一样耷拉着脑袋，女人们都显得有些诚惶诚恐的，像犯了罪似的大多低着头看着地板。我紧紧地拉着偷油婆的手，生怕别人把我抢了去。终于轮到我了，一进手术室，才发现做手术的女人不止我一个，屋里一共有四个手术台，我和其它三个女人分别并排躺在床上，四盏明晃晃的手术灯照着我们脱光了裤子的下部，那感觉就好像是上了屠宰场一样。躺在我左边的是那个年龄的最大的大姐，还没等医生说话，那大姐就开始唉哟连天叫了起来，她说她已经是第八次打胎了，她让医生大姐行行好，对她轻点。医生冷冰冰的口气让我害怕得要命，医生说叫什么叫，还没开始就叫，问那个女人当初干嘛去了！倒是我右边的那个扎着羊角辫看上去最小的女孩却非常镇定，从头到尾，哼都没哼过一声。
我拼命地咬着牙，听着叮当叮当手术器材放进瓷盘子里的声音，任那泪水顺着眼角往下流，心里不断地在骂道，金都啊！金都！我日你妈也！金都啊！金都！我操你大爷！心里也一遍一遍地在想，要不是到了这金都，或许我就可以做妈妈了，就不会受这一刀之苦了，越想越委屈，手术完了的时候，我的泪水已经把枕头给打湿了一大片。偷油婆在送我回家的路上，不断地安慰我并且许诺我，今后一旦成就功名，有了条件，马上就生个孩子，顺路偷油婆和我破例地买了一只老母鸡和5个大久保桃子作为我手术后的营养品。尽管这样，偷油婆还是不喜欢用安全套，他说戴那玩意儿不舒服。对了，因为我从来不吃避孕药，因为听说那药吃多了后，会发胖的，我可不想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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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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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2008-03-31 19:1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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